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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兵:加快推進互聯網經濟法治建設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11月17日8版發稿時間:2020-11-25 16:14

  陳兵

  互聯網作為劃時代的產物,近年來全功能接入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在不斷創新信息通信技術與數字數據技術深度融合的同時,更深刻地影響和改變着新時代“三新”(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經濟模式下我國經濟社會的生產組織結構和人民羣眾的生活行為方式。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以互聯網經濟為基礎形態和核心設施的各類無接觸經濟、在線經濟異軍突起,為全球疫情防控、應急救助、物資供給以及復工復產提供了重要路徑和有力支撐。互聯網經濟正在引領和加速我國經濟社會邁向新階段。

  當前,法學界特別是民商法學界對互聯網經濟法治建設中呈現的若干問題作出了有限度的迴應,畢竟對互聯網經濟這一新興事物的發展還需時日予以觀察,特別是對由科技創新引發的法治變革更需要抱持一種審慎的態度。但可以預見的是,未來法治的發展與變革的第一推動力將源於信息通信技術和以數字數據技術為底層技術的人工智能技術的創新發展和廣泛適用。互聯網經濟法治作為未來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亟待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予以系統深入研究的現實問題。

  對互聯網經濟法治展開深入系統的研究,不僅是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建設的積極迴應,更是為我國參與全球數字經濟競爭提供重要的法治理論與實踐方法的支撐。互聯網經濟法治建設不僅關乎國內經濟法治,更涉及國際經濟法治,其建設和發展應立足國內現實,面向全球發展,搭建多層級、多元化、多樣態相統合的系統化和一體化的法治架構,從定位、定向、定則三個維度明確我國互聯網經濟法治化發展的主要方向和基本通路。

  第一,以加快互聯網經濟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規則體系建設為定位。歷史經驗表明,市場競爭越充分,越能充分發揮各項市場要素的價值和潛力,為各類市場主體的發展提供更好的市場環境,只有法治化的市場環境才能使競爭機制的效用最優。然而,市場經濟作為競爭經濟,其本身卻不具備維護市場公平自由競爭的內在機理;相反,處於競爭壓力下的經營者為了擺脱競爭,總是想通過聯合或其他外部行為的方式謀取壟斷地位,以達到限制、排除競爭或不正當競爭的目的。此舉在國際激烈競爭領域更加明顯,其中以數據數字技術為依託的互聯網科技行業尤甚。

  為此,2020年7月3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草案)》進行了審議並面向社會公眾徵求意見。草案作為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的一部數據基礎性法律,其中第十條明確積極開展數據域外交流等數據跨境流動活動、第二十四條明確本法適用的域外效力、第三十三條規定境外執法機構調取境內數據的程序,凸顯了我國作為“數據大國”對數據跨境流動進行法治構建的決心。當前,構建互聯網經濟的宏觀制度應立基於市場化、法治化與國際化三者的有機統一,充分利用已出台的《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及正在制定的《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等法律制度,全面塑造能夠適應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數據規則體系。

  第二,以營造互聯網經濟創新競爭的法治化營商環境為定向。互聯網時代悄然而至,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以及算法等原本屬於數字計算科學的專業術語變成社會和網絡熱詞,一時間朗朗上口。這背後所帶來的是信息通信技術和數字數據技術的廣泛適用,是對市場主體間傳統的生產、經營及消費關係的顛覆性影響。特別是5G的正式上線和人工智能算法的廣泛使用,為數據的高速傳輸和深度挖掘提供了核心基礎設施和關鍵計算方法,極大提升了市場的數字數據化和數字數據的市場化進程。當前,基於數據收集、分析、加工、分享等與數據相關行為而產生的數據權屬確認和數據權益分配問題,尚未有明確的法律規範,呈現相關制度供給不足和實施乏力的弊端。然而,由此引發的數據壟斷及妨礙創新等問題已然出現。如何建立健全數字場景下利於創新激勵和公平競爭的法治化營商環境,成為當下亟待迴應的問題,亦是大力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關鍵所在。

  從長遠發展和未來市場競爭研判,全球經濟發展越來越依賴於創新,特別是具有原創性的基礎關鍵領域的科技創新。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尤為密切,科技越創新,市場越發展,競爭越充分,對國家發展與安全的貢獻越大。然而,從當前全球數字市場的即期效果看,對創新保護的絕對化甚至是過度化,容易引發濫用創新機制導致對市場公平自由開放競爭秩序的扭曲甚或破壞。因此,在落實互聯網經濟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基本定位之上,需始終秉持法治主線進行中觀層面的制度建設,積極創設協調創新與競爭平衡發展的法治化營商環境。要對標國際主流數字商業規則與技術標準,求同存異、互利共贏,開展高端技術領域跨國合作,堅定不移地貫徹互聯網經濟發展的中國路向。

  第三,以建立互聯網經濟事前審查與事中事後監管相結合為定則。聚焦保障互聯網經濟創新競爭協調發展的具體法治舉措,應以“事前公平競爭審查”與“事中事後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相結合為體系原則和行動守則。

  其一,以公平競爭審查作為事前預防和矯正措施,助力簡政放權,降低各類不合理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助力互聯網經濟快速、協調、可持續發展,破除制約數據市場要素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的各類障礙。因此,我們要進一步在以“新基建”為代表的大型數字化社會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嵌入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全面營造公平自由開放的互聯網行業良性競爭環境,保障各類市場主體依法平等准入,充分調動各類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最大限度助力國內產業鏈條與居民消費的雲端升級。

  其二,以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強化事中事後市場監管的力度與效度。當前,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持續推進下,簡政放權改革和負面清單制度已經得到普遍認可,市場準入環節的行政審批事項被大量削減,在放寬市場準入、激勵各類市場主體積極從事經營活動上取得了不錯的實效,全社會創新創業激情和動能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釋放。然而,各類新興經濟業態的出現,特別是數字數據科技引發的新型商業模式,為國內外市場監管制度帶來了不少挑戰,也引發了一些現實的和潛在的監管風險及危害。故此,我們應從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出發,做好動態監管、形成監管合力、提升監管效能。在大力推進簡政放權的同時,平衡好“放”與“管”的比例,科學合理做好事前審慎監管與事中事後精準監管的銜接,及時吸納跨境互聯網領域執法經驗與司法案例,為維護我國互聯網經濟市場競爭秩序和保障國家數字主權設置法治依據與行動準則。

  (本文系天津市教委社科重大項目“天津市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經濟法治保障”(2019JWZD20)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競爭法律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編輯:張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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