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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的詩意人生 ——寫在卞之琳110週年誕辰逝世20週年之際
來源: 2020年12月04日 今晚報 第12版發稿時間:2020-12-08 10:20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斷章》

   文/龍 飛

  第一次讀到這首詩,我被久久陶醉,反覆品味。曾將它放在電腦桌面上,一打開電腦就能看到。這首詩的作者卞之琳(1910-2000),20世紀40年代曾在南開大學外文系任教。但由於時間短暫,並不廣為人知。

  《斷章》背後的故事

  這首詩是卞之琳的代表作。他從自己一首長詩中抽出最滿意的四句,故命名《斷章》。全詩僅四句、34個字,簡潔清新,意味無窮。

  其實這是一封情書,作於1935年10月。是卞之琳寫給“張家四姐妹”中的小妹張充和的,她就是“裝飾”了詩人半生夢的那個女子。

  1933年秋天,剛從北京大學英文系畢業的卞之琳去拜訪沈從文,認識了沈從文的妻妹張充和,對她一見鍾情。詩人常給心中的女神寫信,但又不敢表達愛慕之意,而對方從不迴應。卞之琳忍受着思念的折磨,於是就有了《斷章》。這首短詩成為後人傳唱的經典,被文學評論家闡釋出多種美學內涵和哲學意味,也讓許多文學愛好者知道了詩人的大名——這是詩人自己所沒有料到的。

  轉年張充和考入北大國文系。1935年年底她患了肺結核,只得休學回蘇州老家。1936年10月卞之琳的母親去世。他奔赴故鄉料理完後事,對張充和很是牽掛,專程去蘇州看望她。當時張充和與外界處於隔離狀態,十分寂寞。她見到卞之琳很高興,陪他遊覽了蘇州的風景名勝。這讓卞之琳心中充滿歡喜與期望。

  卞之琳將自己為張充和寫的20首詩編成《裝飾集》,題獻給她。

  相識十年後,詩人終於向張充和表白了自己的感情。但她説希望和他做純潔的朋友,拒絕了他的愛。這讓他非常痛苦,想不明白為什麼就是打動不了她。

  1947年,張充和邂逅了在北大任教的美籍學者傅漢思,7個月後兩人結婚,定居美國。得知這一消息,卞之琳徹底絕望,但仍痴情地愛着她。

  張充和晚年接受採訪時説:“卞之琳人很好,但就是性格不爽快,不開放,跟我完全不相合……他的好意我心領了,但這種事情不能勉強。”

  對卞之琳來説,張充和註定只能是他的風景,看着她美麗綻放,而自己只是一名痴心的看客。得不到想要的愛情,卻誕生了一首不朽傑作,或許這能彌補詩人心中的遺憾。

  延安之行

  卞之琳從學生時代就寫詩、翻譯莎士比亞作品,畢業後當過中學教師。抗日戰爭爆發,他接受了四川大學的聘書,任外文系講師。1938年,他利用暑假和4個月的軍訓時間,跟隨何其芳、沙汀去了延安。當時被愛情弄得不知所措的詩人,希望自己的人生有一段特殊經歷。

  何其芳一行抵達延安受到歡迎。在魯迅藝術學院副院長周揚引薦下,毛澤東、周恩來接見了他們。1938年11月,卞之琳隨 “抗戰文藝工作團”進入被日寇佔領的晉東南地區。他深入軍民,採集素材,寫出一系列戰地通訊。1939年,他又隨工作團奔赴河南武安,與當地游擊隊在彭城一帶同敵人周旋。卞之琳利用戰鬥間隙寫出反映游擊隊的小説。同年4月,他再次隨工作團從武安進入太行山,到八路軍129師772團臨時駐地。他與指戰員們一起行軍打仗,一起吃粗糧、睡草地鋪、曬太陽、捉蝨子……在前線,他蒐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卞之琳回延安後,周揚安排他到魯藝文學系教課。與此同時,他完成了一部報告文學。

  周揚挽留卞之琳在魯藝繼續任教,他因已受聘於四川大學而婉言謝絕。1939年夏天,卞之琳離開延安返回川大。學年結束,四川大學校方確知他去過延安,不予續聘。於是,他輾轉來到昆明西南聯大。

  在延安魯藝時,卞之琳結識了音樂系系主任、作曲家冼星海。冼星海告訴詩人,自己曾把他的名作《斷章》譜成歌曲,並且當場將全曲哼唱了一遍。這使得卞之琳受寵若驚。

  多年以後,研究冼星海的學者秦啓明在冼星海遺稿中發現了這個鋼琴曲譜。原稿注:“徐緩”(帶感傷),1936年於上海,贈盛建頤。盛建頤是冼星海的初戀女友、鋼琴家。冼星海曾留學法國,受印象主義音樂影響,對藝術歌曲情有獨鍾。這也是他的一首探索性作品。

  秦啓明將曲譜複印下來,寄給卞之琳留作紀念。

  在南開的時光

  1940年,卞之琳來到西南聯大,編制屬於南開大學。他在西南聯大外文系任教,開設 “翻譯”“小説藝術”課程,並負責公共英語課。1943年,卞之琳晉升為副教授,三年後評為教授。1946年西南聯大結束,他到南開大學執教。和他一起從西南聯大到南開大學任教的還有作家李廣田,後者是應南開文學院院長馮文潛的邀請。

  卞之琳與李廣田為志同道合的好友。1930年左右,有三位文學青年先後進入了北京大學,那就是哲學系的何其芳、外文系的卞之琳和李廣田。他們幾乎同時在戴望舒主編的《現代》雜誌上發表詩作。三人以詩會友,把詩做到了興趣的極致。“漢花園”是當時北大所在地的名稱。1936年,鄭振鐸將三位青年詩人的作品合編為一集,題名《漢園集》。他們在中國詩壇上被譽為“漢園三詩人”。

  來到南開大學,卞之琳在外文系任教,李廣田在中文系任教。兩個人都住在校內的西柏樹村,幾乎天天能見面。外文系系主任司徒月蘭是他們的近鄰,她業餘愛好彈鋼琴。琴聲流淌,形成了西柏樹村的一道獨特風景。

  由於《斷章》,由於“漢園三詩人”的名頭,卞之琳已小有名氣,再加上教學工作認真嚴謹,頗受學生歡迎。當時,中文系師生都很關注卞之琳。詩人也常有作品發表在天津的《大公報》上。

  卞之琳一向愛吸煙,李廣田的女兒李岫當時未滿十歲,熱衷於吃榛子。一天,西柏樹村的小賣部突然着火,大家都去救火。待火撲滅後,損失了一些貨物。卞之琳同李岫開玩笑説:“早知它着火,你去搶榛子,我去搶香煙,那多好!”讓小姑娘覺得卞叔叔真逗。

  1947年,卞之琳應邀赴英國牛津大學做訪問學者,李廣田則受朱自清之邀到清華大學任教。兩位大師級人物就此離開南開大學。

  好丈夫,好父親

  從英國回來,卞之琳執教於北大外文系,曾出任系主任,1953年調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1955年,45歲的卞之琳終於和相識多年的女編輯青林結為伉儷。婚禮上,同事們紛紛前來祝賀,楊絳特意給新婚夫婦拍了張合影。青林是個離異女子,長得很美,比卞之琳年輕十歲。詩人為她寫下:“獨愛你曾經滄海桑田”。從此,他生命的航船漂泊了半生,總算有了一個寧靜的港灣。

  他們的家在乾麪衚衕東羅圈,那是社科院專門給國寶級學者們準備的一棟樓房。卞氏夫婦住在四層,房間面積不大,但青林將居室佈置得温馨舒適。

  卞之琳做學問的本事雖然是一流的,但日常生活的料理能力卻很差。在家中,青林便成了這方面的主力。1957年女兒出生,中年得女,卞之琳視若掌上明珠。一向不會做飯的大詩人曾親自下廚,戴上圍裙和套袖,為女兒做她最愛吃的紅燒肉;晚上冒着嚴寒給女兒買回一套《紅燈記》木偶玩具。

  原先,卞之琳的煙癮很大,一天兩包。可是為了妻女的健康,他戒掉了幾十年的煙。據這位好丈夫、好父親説,戒煙的過程並不痛苦,心裏滿滿的都是幸福感。

  20世紀70年代後期,青林經常頭痛。卞之琳每天晚上給她做半小時的頭部按摩。雖然按摩水平不夠專業,但他做得很認真,持續了將近一年,直到妻子身體好轉。

  由此可見,這位詩人是多麼純真,多麼善良,難怪人們説他“可愛”。

  真誠與精緻

  生性內斂的卞之琳,以他的才情和為人,贏得了眾多學生與同事的稱讚。

  翻譯家巫寧坤是卞之琳在西南聯大的學生。他命運多舛。1951年正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巫寧坤應燕京大學之聘回國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被迫下馬,他在南開大學等高校任教。1954年11月,他與查良錚(穆旦)同時遭到不公正待遇。後來,巫寧坤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任教時,被劃成“右派”,被下放到大興安嶺興凱湖農場勞動改造。

  1980年,平反後的巫寧坤重返北京。年底,他參加了社科院外文所主辦的成都會議。該所一位蘇聯文學研究員在作學術報告時,依據列寧反對現代派文學的文章《要文學,還是要革命?》,對“文革”後開始流行的西方現代派文學大加討伐。巫寧坤聽了忍不住給予尖鋭駁斥,會場氣氛相當激烈。

  巫寧坤回北京後,得知卞先生身體欠佳,因而沒參加成都會議,他立即去看望。一見面,卞先生就説:“你在成都又放炮了。副所長回來後跟我説,巫寧坤的思想可真解放。我一聽就明白你又惹事了。”

  “不是應當響應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的號召,解放思想嗎?”巫寧坤説。

  “你吃過那麼多苦頭,怎麼仍舊這樣天真?我要是你,我就會珍惜我的改正,專心搞學術研究和文學翻譯。”出於對一個飽經患難的老學生的關懷,他提出了明智的忠告。巫寧坤對老師十分感激,同時也意識到,解放思想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

  在巫寧坤眼裏,卞先生去過延安,在魯藝講過課,是教師中的“左派”。新中國成立後,老師入了黨,而學生成了“右派”,但老師從來沒有和這個學生“劃清界限”。因此,他認為卞先生是個非常真誠的人。

  卞之琳長期供職於社科院外文所,在他的同事中留下深刻印象。例如,法國文學研究專家柳鳴九就曾回憶這位老前輩:卞之琳要算得上是一位真正有紳士派頭的人。他的衣着從來都很講究。卞之琳的雅士派頭、雅士自我意識,來自他這個人的學養和經歷,來自其愛美懂美與一顆充滿詩意的心靈。不俗與精緻,可以説是他最顯著的特點。他那著名的四句詩34個字,便是他精緻中的精品,是他精緻得最典型、最完美的一次表現。

  晚年生活

  1995年,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贈給卞之琳的紀念牌上鐫刻着這樣的評語:“詩歌篇篇獨具創意,落筆生花,由平實語言精煉出新的感性,提供近代新詩助長的養分。”

  對卞之琳來説,這是件喜事。而同一年,他遭受的最大打擊莫過於妻子的病逝。青林與詩人攜手度過四十個春秋,他倆的生活平凡平淡,又清新温馨。她的離去讓85歲的老先生無比痛苦與悲傷。老詩人竟閉門謝客一年多。女兒青喬已經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為照顧父親便搬了回來。

  社科院外文所的年輕同事怕老先生寂寞,常去看望。一次,卞先生談起自己的名字,説他是按家族輩分被取名“之琳”的,“琳”字在古代本來是個男性用名,現在一般女性起名時愛用這個字。有些電影女明星的名字裏也有“之琳”二字。卞先生調侃道:“我曾幾次想改個名字,把‘琳’字的王字旁去掉。可是所用證件不容自改,無可奈何!”

  2000年年初,卞之琳被中國詩歌學會授予“中國詩人終生成就獎”。

  晚年的卞先生生活非常規律,一般八點起牀,晚上十二點以後睡覺,每天只吃兩頓飯,其餘時間用來讀書和看報。令人驚訝的是老先生居然還愛看《足球報》,愛看足球比賽,對英超各隊的情況也如數家珍。

  2000年12月8日是卞之琳九十華誕,《卞之琳譯文集》也將在這時出版。朋友、學生們發起在北京舉辦“卞之琳學術研討會”,為他祝壽。其實,《卞之琳譯文集》的面世,正是送給卞老生日的最好禮物。不料,卞老卻於12月2日病逝。有家報紙的標題是《寫〈斷章〉的人去世了》,《斷章》成了他的代名詞。

  正當所有人都在惋惜卞老差幾天就要過生日的時候,青喬打來電話説,按照老家的慣例,過生日都是過陰曆生日,父親的陰曆生日是十一月初七,她查了曆書,發現當年的十一月初七恰是陽曆的12月2日。這讓大家感到些許慰藉。接着人們想起,卞之琳終生研究的大戲劇家莎士比亞,其生日即忌日(1564.4.23-1616.4.23),是巧合,亦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詩人翻譯家

  卞之琳是20世紀30年代徐志摩在北大任教時的傑出學生。他深受新月派的影響,也醉心於法國象徵派,並善於從中國古典詩詞中汲取營養,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作為詩人,他承上啓下,本身是新月派,過渡到現代派,下啓九葉派。

  卞先生寫詩字斟句酌,苦思冥想,往往為了一個字,會達到“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地。

  詩人高洪波這樣評價他:“先生是中國詩壇的琢玉者。他一生寫的詩歌沒有超過五千行,惜墨如金。他把詩當成一塊玉來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詩作錚錚然有金玉之聲。”

  的確,詩人惜墨如金,但每一句又都是精華。初稿完成後,他每看一遍都有所改動,似乎永遠不滿意。他認為不好的段落即堅決刪去,力求盡善盡美。一次青喬幫他抄稿,他反覆修改,青喬已記不得抄了多少遍。他自稱:“我寫詩……規格本來不大,我偏又喜愛淘洗,喜愛提煉,期待結晶,期待昇華,結果當然只能出產一些小玩意兒。”

  作為翻譯家,卞之琳的譯作《莎士比亞悲劇四種》代表了中國莎士比亞作品翻譯的最高成就。莎劇原著是以詩體為基本形式的詩劇,但絕大多數早期譯本都用了散文體。在卞之琳之前,只有個別譯者用詩體來譯,但他們或用自由體,或未嚴格對應原文的行數。卞之琳主張外國詩歌翻譯不但要忠於內容,而且要忠於形式,應當“以詩譯詩”。他按照漢語規律,提出每行十到十五個字,每句五“頓”,每“頓”有一個主要重音的翻譯模式,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作形式,又具備漢語的韻律之美。他提倡的譯法,上升為翻譯學中的一種重要理論。

  翻譯家王佐良認為,卞之琳的譯作字裏行間活躍着敏鋭的詩才,他是一位“詩人翻譯家”。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卞之琳集詩人、翻譯家和學者於一身。正如他的學生江弱水所説:“卞之琳的定位是一個精緻的藝術家,向我們展示了他所追求的語言智慧。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人做得比他更完美。”

  圖①晚年卞之琳

  圖②卞之琳1938年從延安前往太行山區

  圖③1936年卞之琳與張充和在蘇州

  圖④卞之琳(中)與夫人青林(右)、香港作家彥火(左)1981年攝於家中

  圖⑤青年時代卞之琳

編輯:韋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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